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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节明是中国现代中药制剂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广西乃至全国非常有影响的企业家，他挽救了一个濒临倒闭的中药厂，并领导三金集团创下连续20多年以每年30%以上的年均速度平稳快速发展的经营奇迹，是集著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于一身的稀缺人材。

邹节明1943年5月生于湖南常德市长清街。常德古称武陵，因陶渊明居此著《桃花源记》而闻名于世，又因相传尧舜时期出了一位“以天下让而勿取，冬一裘，夏一葛，出而作，入而息”的善卷而被称为中华道德之都。常德人崇德讲德，历数千年不衰，在这样的背景下，常德的中药店吉春堂等亦以悬壶济世、急公好义的善德之举办成名店。2006年岁暮，邹节明在桂林接受记者采访忆及童年的经历时说：“我的住家离吉春堂不远，吉春堂的店内很宽敞，高悬着一大块匾，有活动场所，小时候便常到药店内转来转去，潜移默化地留下深深的印象和好感。那个年代，药店为促销，常将鹿吊在门前的木头电线杆上宰杀，取鹿角、鹿血，以引行人驻足观看，因为鹿在我们那儿是很少见的，那时常德又没有动物园，所以儿时的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好奇。我的外公和舅舅在离常德50里的一个乡镇开中药店兼看病，父亲则经营一个小店，到了正月十五，父亲便关门停业领我去外婆家过年，有时一住就是半个月。那时看到外公和舅舅给人看病、抓药，觉得很神奇，内心也产生了日后从医的向往。初中毕业后，经过慢慢思考，决定将来考医学院，在中医药方面做点事情。”

邹节明可谓在苦水里泡大，生母在他5岁时去世，父亲每月40多块钱的收入要养活一家9口人。邹节明是长子，从小学起，就要与大弟弟轮流到沅江挑水。他回忆说：“小学毕业后，父亲和继母为早日让我工作分担家用，曾经想让我当司机或考幼师，我没同意；初中毕业，家里又想让我考中专，后来班主任到家里做工作，说这个孩子读书好，考中专可惜了，这样才继续读了高中，所以我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我读高中寄宿，一个月要8块钱，除了自己利用假期挣的学费，奶奶也从叔叔给她的钱中暗中补我一点。上初中时，我便利用寒暑假做工挣学费。那时沅江水运稻谷量很大，稻谷从堤这边扛上板车，一个板车装800公斤，上下坡时要人拉、推，我就去做这个事。每天早晨5点多钟起来我即带上饭赶往码头，那是1954至1956年间，当时常德没什么工业，失业人很多，所以要早早排队等侯码头工人挑选，如果选中干上了，要晚上天黑才能回家，一天下来可以挣4毛钱。后来大了一些，我又去煤店做煤饼，就是拉100斤煤，掺几斤黄泥，加水拌匀，半干半湿时用脚踩匀，用模子成型、晒干，一天可制一吨多，挣8毛钱加工费。所以我虽然人很瘦，但体力还可以，后来到工厂干重体力活也没有问题。艰苦的环境促我奋发上进，很好地做人，也早早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这些经历与日后事业的成功不无关系。”

1961年邹节明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药用植物专业，这不是他的第一志愿，第一志愿是医学院。武汉大学是当时国家18所重点大学之一，邹节明说，在18所重点大学中武汉大学的校园最美，是李四光亲自设计的。他回忆当时刚刚进入生物系的办公室，便看到了挂在正门大厅的李时珍肖像，他联想老祖宗李时珍如今看来也应该是一个植物学家，假如选一个专业与其结合，比如生命科学，也许是个很好的结合点，自己也不枉读这个大学。

开课后，药用植物专业主攻的是植物分类、植物化学、药用植物等，中药和中医专业课则很少，邹节明认为是个缺陷，便利用业余时间自学。1965年5月，邹节明被挑选报考了研究生，这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一个一级教授每年只招一个研究生，他从大学3年级便开始准备考研，胜出殊属不易。而不到10天，“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生制度随即被废除。看到昔日无比崇敬的教授们被批斗，邹节明想如果做学问的人是这个下场，研究生读不成反而应该庆幸。

1966年，邹节明原本应该大学毕业了，而且已内定分配他到南京一个大学教书，但中央通知各大学毕业生一律延长一年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原分配作废；后来，又提出大学生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所以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本来武汉大学培养的学生主要分至研究单位和或大学任教，邹节明想看来这个可能性完全没有了，如果分到工厂、农村，与工科院校相比，自己应用科学学得少，主要学的是基础科学，那就必须开始准备一些到基层去的本事，比如分到中药厂或医院，去了要能很快上手。于是，在别人投入轰轰烈烈的“文革”中时，邹节明则偷偷到中医学院等潜心学了两年的中药专业。

邹节明的父亲解放前经营一个小本生意，自食其力，但因自填“工商业者”被错划为“资本家”，在很讲究家庭出身的那个年代，他从小就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认为人们总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也因内心有压力而比较沉闷并处处约束自己。邹节明说：“‘文革’开始后，不能走‘白专道路’，所以我那两年对中医知识的自学、通读，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引起旁人注意，不然会很麻烦。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类是注意约束、检点、反省自己，将压力变成动力；一类是有逆反心理，心存不满，破罐破摔。我是走的前一条路，现在回过头来看，走这条路对以后事业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1967年9月，邹节明被分配到桂林，但因“武斗”交通中断无法成行，等到1968年火车一通，他即赶到桂林，被分配到桂林中药厂筹建处。报到时，邹节明看到，筹建处在一个占地约15亩的大院内，蜜果厂占一半，筹建处占另一半，有约500平方米的砖瓦房，是原来一个私房；工厂还没有开工，只有10几个职工，他是唯一的大学生。

中药厂筹建之初的当务之急是找钱建厂房，1969年春的一天，领导派邹节明同另一个人到南宁去要钱。上午到了南宁，天气闷热极了，一会儿突降暴雨，邹节明冒雨赶往自治区革委会，被淋得湿透，他卷着裤腿、打着赤脚，手提解放鞋，怀揣申请经费的报告急匆匆走进财办主任任耕卿的办公室，任耕卿满脸络腮胡子、操陕西口音，是个老革命样子，他看到邹节明这个样子，很是动容，说你这个年轻人好好干，今后会很有前途，并让他下午上班再来。从财办出来，邹节明心想，广西的“武斗”刚结束，下午去怕不把牢，于是决定中午到任耕卿家里去。下午一点多，到了区党委大院任耕卿家，任忙累了，正在家中院子里喝稀饭，一见邹节明感觉很突然并骂道：“妈的，吃饭都不让吃好。”邹节明说：“心里很急，厂里有几十号人等着吃饭呢。”任耕卿缓和了口气，问他们吃饭没有，并约定下午2时到办公室等他。到了下午2点，任耕卿带着邹节明找到区计委的一位副主任，那位副主任看了邹节明要钱的申请报告说：“哪里还有钱给”，任耕卿说：“你先给他，没钱从我那抠出17万。”落实了投资，邹节明高兴极了并对任耕卿充满了感激之情。任耕卿亲自送他们下楼，没多久，这17万投资即拨过来了。

1969年9月份开始，邹节明带着100多名民工，在选定的厂址人挑肩扛平整土地。新厂址地处城乡交界，原是个荒山乱坟岗，泥巴路，公交车都很少，远近就是这么一家厂。到了1970年6月份，1000多平方米的7栋新厂房、120平方米的办公室和两栋两层宿舍楼都建成了。1970年10月，桂林中药厂开始迁此并组织生产。

邹节明自分配到厂后，就没有选择待在办公室，而是申请下了车间。刚到车间，他看到江湖卖药出身的技工，用农村的石磨磨药粉时，心想我堂堂重点大学毕业生，如果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大学岂不白读，工厂肯定也没有前途，继而又陷入深思，我应该干什么呢？

邹节明被分配到炼蜜车间，炼蜜是个技术活，因为药粉的物理性状不同，要求的炼蜜程度不同，一般都在摄氏100度以上，老师傅用手一沾，然后看拉起来的丝，根据丝的粘性与颜色判断蜜熬的老、嫩程度，没有几年的经验是干不了的，而且炼蜜还是个体力活，熬蜜的时候为防止蜜粘锅烧焦，要不断用瓢搅，观察沸腾起的泡泡的颜色，炼好了要立即用双手将大铜锅搬起离开火。邹节明在炼蜜车间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唯一掌握该技术的老师傅因其他原因调离了，就让邹节明带个徒弟搞。邹节明认为这好简单，传统的炼蜜法与水分、温度、糖的比重相关，于是他用温度计测量每个中药丸药品种所需蜜炼到什么样程度时相应的温度，然后把各品种的炼蜜温度制成表格，这样科学的方法制订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容易就学会操作了。

在车间劳动这段时间，因为炼蜜是第一道工序，所以邹节明每天早上要提前一个多小时上班，下班的时间是下午的3时半至4时，于是，他就利用下班后的这段时间搞中草药新药实验。那时，提倡大搞中草药，几乎每个医院都有一个中药制剂室，传统的丸剂、散剂等中药品种几乎谁都能做。邹节明想，如果工厂也跟着生产这些大路货，哪有前途，我要在这个地方发挥，就应该发挥自己中草药、药用植物专业这个特长。广西的中草药资源丰富，有4800多种，仅次于云南，加上利用广西壮族、瑶族民间丰富的单方、验方，搞一些广西独特而能出奇制胜的产品是个出路；同时，要改造传统方法，搞一些现代的制剂，而现有的品种则要改剂型。

目标确定后，当时试验条件不具备，邹节明就自掏腰包买来一些玻璃器皿、药锅等实验用品，白天上班劳动，工余和休息日就做试验，（有删节）不久终于成功开发出了银翘解毒片、穿心莲片、桑菊感冒片、枇杷止咳冲剂等6个新的品种，投产后使桂林中药厂成为国内最早生产中药片剂、冲剂的厂家之一。

作为中药厂来说，传统中药仅仅改变剂型，技术含量不高，投资少，研究周期短，“短平快”无疑是一个方向，但从企业长远考虑，还是要开发有工厂自己独有特色、原创性新药。邹节明为开发独特的新药，每逢节假日，便到桂林尧山、市郊县山野跟着草医寻找草药，也频频出入各中医院、农村卫生所搜集偏方；在桂林集市的草药摊、桂林附近的山坳荒坡和田间地头，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面容清瘦的年轻人在寻寻觅觅，有时每一次小小的发现都会令其欣喜不已，他跑遍了桂林地区；即便是出差在外，亦不中辍。正所谓机遇总是垂青有备而来的人，在一次从佛山定包装盒返回的途中，在衡阳至桂林的火车上，一位手中拿着几包草药的老农引起了邹节明的注意，在聊天时，老农说他手中的这包草药是从集市药摊上买来给孩子医治“急急尿（尿路感染）”的，邹节明打开药包一看，发现其中几味主药与文献记载和某几家医院用药以及同他在桂林民间的调查多有吻合，于是萌生了这可能是个新药的苗头。回厂后，他立即根据中医理论和组方原则，对该药筛选、重新组方，并征求医院意见，随后他又制定了质量、工艺标准，与医院合作，请医院负责临床研究；经反复试验，新药“三金片”终于在1971年获准投入生产。

“三金片”以广西中草药为主要原料，是治疗尿路感染、肾盂肾炎的良药。“三金片”主要药材的主要成分是由三种以“金”字开头的中草药金樱根、金刚刺和金沙藤组成，故起名为“三金片”，也许是个巧合，也许是天赐之名，“金”自古就是富贵的标志，“三金”合一更彰显其珍贵了。“三金片”投入临床后，疗效好、治愈率高、标本兼治、复发率低、毒副作用低，特别是对慢性肾盂肾炎疗效显著，很快销往全国。这个产品投产30多年仍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邹节明在此期间，是一个没有被任命的技术负责人，没有职务，当然更不享受任何待遇，搞成了无功，出了问题却要追究责任，但他毫不计较，仍然默默无闻地埋首工作。他领着助手相继研制出双虎肿痛宁等数种独家生产的中成药新品种；新品种的不断增加，使中药业同行甚至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都知道桂林有个邹节明，由于他在现代中药制剂、新产品研发方面做出了不俗的业绩，所以已在业内渐享盛名。为了事业，他延至1976年春节33岁时才结婚。

西瓜霜主治口腔、咽喉疾病，清乾隆顾世澄的《疡医大全》中有记载：“西瓜霜，治咽喉口齿双蛾喉痹、命在须臾”。邹节明说：“西瓜霜是名医顾世澄创制的一味治疗口腔、咽喉的良药。其传统工艺为：西瓜成熟时，将瓜皮开盖，挖掉瓜瓤，放入中药，盖上盖后，用纸封好，吊在屋檐下，等到秋凉后，西瓜皮上会结出棉花状的白色晶体即为西瓜霜；也有将西瓜皮和中药放入坛子里封好，待坛里的液体慢慢渗透坛壁，（有删减）即在坛外结成西瓜霜。将西瓜霜刮下后，作为散剂服用。（有删减）桂林中药厂承袭了这个传统工艺；但按照传统工艺获得西瓜霜，不仅取霜率极低，生产周期也长达8-10个月。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开始了西瓜霜现代工艺的探索，研究目标是改造生产工艺，提高取霜率和缩短生产周期，实现现代化生产。”

1981年邹节明出任桂林中药厂技术副厂长，而正当他埋首西瓜霜新工艺的研制开发并渐入佳境时，1984年11月，听说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让他担任桂林中药厂厂长，邹节明很不情愿，因为厂长不是他喜欢干的，他希望发挥他的技术专长。为了躲避这个任命，他借机跑到北京参加日本松村株式会社举办的汉方药讲座，12月初半夜回到桂林，原以为能躲过这次任命，孰料次日一大早领导马上找他谈话，谈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邹节明用两个小时时间陈述他不愿干的理由，最后领导说，民意测验一致同意你当厂长，你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讲到这个程度，邹节明只能接过了这份责任。邹节明说，虽然上下都认为他比较扎实，给人的感觉是有作为、有事业心的样子，但又担心秀秀气气、文质彬彬的他能否把企业管住？所以更多的人在拭目以待。

邹节明说：“我不想当厂长，是因为不愿意跟人事打交道，我感兴趣的是做学问。还有其他的主要原因，是班子不团结。那时厂里有5个厂长，一个书记，我为了不干预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一直坚持在技术科旁边办公，而且那时厂里很穷，人穷鬼就多，思想问题很多，我倒不如做点技术上的事反而对企业更有利。桂林中药厂面临的更严重的困难，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国有企业纷纷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轨，而桂林中药厂却对中药市场逐渐出现的买方市场视而不见，仍依赖当地医药批发站包销，以至造成仓库产品大量积压，转型滞后其他企业2-3年。大路产品卖不出去，厂领导对新的产品也不下力量去推，三金片虽好但也未真正打开市场。到了1984年底，厂里由于中药市场周期性低潮，生产已极度萎缩。”

邹节明接手时中药厂的净资产只有200余万元，有400多名职工，企业账面上欠款及库存损失20余万元，部分职工只能发75%的工资。困难企业的厂长最怕的就是年关，临近春节，万般无奈的邹节明鼓足勇气找到市财政局的领导，为每位职工争取到10元钱的补助。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厂里人心涣散，但凡有点门路的人都调走了，留下的人则对这位新上任的文弱厂长能否让企业红火起来心存疑虑，人们怀疑的目光反而激发了邹节明一定要把企业搞上去的决心。

邹节明想，在如此困难的情势下，眼下最要紧的是尽快把人心先聚拢起来，于是，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不厌其烦地与方方面面的人交谈，对于找他扯是是非非的人，对曾经整过他的人，邹节明表示一切从头来，如果表现好照样使用。那段时间弄得他日日精疲力竭，但因其正言直行，众邪自息，混乱的局面渐得以控制。

邹节明上任之初，认为这个企业的主要症结是没有转轨变型，即要迅速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具体说就是要顺应市场，以市场为主导，将所有工作往这方面引，调整产品结构、发展什么、淘汰什么都要以市场为中心。他利用辛苦凝聚的一部分骨干，两人一组，出去跑销售，邹节明也亲自带着一批人跑市场。在加强销售工作的同时，邹节明认为必须狠抓管理，整顿混乱的劳动纪律，抓技术培训，建章立制，以让企业内部能尽快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邹节明在外出跑销售时，为节省经费他和大家一起睡过大通铺；外出搞推销，身体上的劳累自然算不了什么，然而遭受的冷遇和委屈却常常引发他心灵深处的苦痛，但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发展，他只能如此。这段经历和磨难，潜移默化地使邹节明实现了从科技专家到经营管理者的脱胎换骨的转变。

随后，邹节明带领领导班子根据市场竞争规律和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制定了“2年基础、3年改观、5年腾飞，上水平、创特色、走向世界”的10年发展规划，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依托，质量为核心，管理为基础，效益为目的，人才为根本”的发展战略。

大半年时间下来，由于经营局面慢慢打开，厂里偿还了20余万元欠款，库存积压的产品也得到了处理，到了1985年的下半年，邹节明有条件发一点奖金了，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在管理和分配上实行超定额记件工资制，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福利也开始有所改善。

按照新工艺试产的西瓜霜，质量、疗效明显优于传统工艺西瓜霜，取霜率比传统工艺也提高了近10倍，生产周期缩短到5～7天，已具备了工业化生产的必要条件。（有删减）与此同时，他研制的桂林西瓜霜与西瓜霜润喉片两个新药先后获准投入生产。

邹节明回忆说：“当时工厂很穷，没有大的资金实力打市场。我考虑，先集中力量推西瓜霜系列产品，因为三金片疗效虽好，但毕竟同喉科比它是个专业的小品种。我将西瓜霜送到很多医院试用，不收钱，医生用了效果好，价格又低，自然就会回头；同时，我对西瓜霜的疗效心中有数，也送给耿鉴庭、姜泗长院士等喉科名医，他们试用后感觉效果很好，于是很乐意出面参加我们组织的研讨会，会上有各大医院的喉科权威和媒体参加，会后几十家报纸见报，市场由此逐渐打开。”

西瓜霜北京推介成功后，邹节明又转战上海。为了向上海一名喉科专家介绍自己的产品，他在一个寒冬时节，在上海某区的一个居民区等到午夜时分，那位专家夫妇见此非常感动，后来，上海的研讨会也取得了成功。此后，邹节明采用同样的模式一个省一个省地推动，西瓜霜慢慢做上来了。

西瓜霜问市当年就创利润140万元，从而一举使桂林中药厂摆脱了被动局面，而现在，西瓜霜每年生产42亿片，平均每个中国人吃3片，成为用量最大的喉科中药。1993年，“桂林西瓜霜与西瓜霜润喉片的研制”项目获广西重奖研制推广科技成果有功人员特等奖；199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西瓜霜产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再一次揭示了新产品营销的核心是除确保质量外，必须解决产品或品牌的形象问题，产品或品牌形象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在消费者潜意识中产生共鸣的那个“词”。西瓜给人的联想是消暑、解渴、去火，但像“西瓜霜”这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消费者容易记住的和产品功能如此贴切的产品或品牌形象，实在是妙不可言、不可多得的了，邹节明的高明之处亦在于此，他开发西瓜霜产品的成功，是营销层面的经典之作。

经过1986年、1987年两年打基础，企业开始起步了，到了1989年，桂林中药厂便晋升为广西中药行业唯一的国家二级企业。邹节明说：“企业每发展3到5年，就要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和改造，在体制、机制、科技、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再造一个新企业。到1988年，创业阶段很艰难地走过来了，但管理水平不适应，作坊式的管理非常落后，市场做起来了，产品科技含量增加了，但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员工队伍。我看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中的指标很科学，所以就争取评国家级二级企业，目的是通过评级活动，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发展高潮。我不是想要那个荣誉，而是想把企业的基础打好。”

1988年西瓜霜迅速占领市场，很好卖，但企业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贷款很难，为此，邹节明果断决策与当时主管行业的中国药材公司全方位联营，此举不仅为企业争取到了200多万元的发展资金，还实现了两家投资主体在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强化了企业市场拓展的力度，并从1990年开始顺利进入强劲快速发展时期，实现了企业的又一次腾飞。邹节明说：“现在2000万投资算个什么，但回过头看看，那时的200万可解决了大问题，如果没有走这一步，企业就不能发展那么好。”

在资金实力稍有改善的１９８９年，邹节明即开始着手建设科研大楼，并购置引进了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薄层扫描仪、原子吸收光谱仪等科研生产必须的国际一流的先进测试实验设备，企业建立了技术中心，建成了全国行业内先进的中试车间，并以特色产品与先进工艺技术为龙头，先后完成了企业几期技术改造。 “产学研”结合成为邹节明推进创新形企的重要举措，他先后创制了三十余种独特产品。

1994年3月，在一片鼓乐声中，以桂林中药厂为基础改组成的拥有4个子公司、4个分厂，以中药制药为主体、相关产业为辅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集团——“桂林三金药业集团”成立了。那象征着“金色的生命、金色的财富、金色的希望”的郁金香花标志，让所有的员工深深体味到了自信、自尊、自豪…… 当初调走的人后悔了，有的人提出希望再回来工作，邹节明当即表示：“谁要是真心实意愿为‘三金’以后的发展做贡献，就欢迎他回来。”

邹节明建立集团，确定了以中药制药为主体，保健品等相关产业为辅，同时包含与主体相关的如印刷、包装等上下游企业，不搭界、不熟悉的不做，目的是为了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壮大企业实力，同时通过组建集团，按照公司法要求进行初步改制。三金集团时已名列全国中药行业50强。1994年，西瓜霜系列产品被桂林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桂林第四宝”。

邹节明说：“企业从1984 年到1997年，快速发展了13年，这13年销售收入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没有波浪，是直线上升。从横向比，我们的员工都是很优秀的，但纵向比，虽然我们三项制度改革搞得较早、较好，但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的弊端并没有彻底解决，企业再往前发展感觉比较难了，而随着“入世”等外部环境突变，竞争会愈来愈严峻。在此期间，外资要求合资的不少，上市我公司被自治区排在了第二名，但我考虑，这些都不是三金当时最好的选择。合资，是优势互补，你仅仅拿一点钱过来，对我而言不差你那几千万。假如我上市，是能拿回几个亿，但我用不出去，就会冲淡股民的效益。中国人是低工资，股民是从牙缝里挤出钱买你的股票，我觉得这样做会亏待人家，会遭报应的。做企业绝不能骗人，信誉下降了，经营思想不对头，企业肯定搞不好。所以，我想上市也暂时不是我最好的选择。最后，我选择了股份合作制改革。”

与此同时，邹节明抽调10余名人员封闭办公3个月，系统进行建章立制工作，主要是在公司章程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管理细则，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之间的制衡关系，按公司法要求，明确出资者，建立出资人制度与法人财产制度，真正做到产权关系“层次化”、企业财产“法人化”、出资责权“有限化”、企业运行“市场化”、管理制度“科学化”。

邹节明说：“如果我们的改制，能产生质的变化，职工能将企业当成自己的家的含量有质的提升，改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市政府当时意见是职工入股费可缓交，我想这样不痛不痒的不行，要入股必须拿钱，而且要一次性交完。这样背水一战，职工压力大、活力强，第二年利税就翻了一番，3年下来，上缴的税收翻了3倍以上。这样，我们从19万起家，到1984 年是200万净资产，股份制改造地方政府拿走几千万，是纯赚的。以后，政府没有负担了，少了很多事，可以集中精力干自己的事。”

改制是三金集团又一次大的跳跃，邹节明还以此为起点，深化了经营机制改革，加快完善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他乘改制之机，精简机构，择优聘用，在产值比1990年增长26倍的情况下，中层管理人员减少了45％，管理人员降至全体员工总数的9%以下，他通过完善劳动合同的比例续签制和岗位聘用制建立了优胜劣汰机制，建立了以按效分配为基础的“人随岗变，薪随岗动，易岗易薪”的分配激励机制，创造性、创业性岗位受到实实在在的重视，重产品和市场开发的“哑铃型”管理模式得到巩固，“在每件产品上表现自我”的三金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员工的积极性极大提高，企业活力大大增强。

1999年5月18日，经海内外武汉大学校友会推荐和学校杰出校友评审委员会评审，在武汉大学第二届杰出校友奖颁奖仪式上，邹节明怀着激动的心情，接受母校授予他的“武汉大学杰出校友”称号，他是唯一来自企业界的“杰出校友”，他两分钟的简短致辞竟几次被掌声打断。

此时的邹节明已成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医药专家、卫生部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优秀企业家并获“金球奖”。他设计和主持开发出几十种中药产品，其中全新产品25种，2项获国家级技术进步奖，6项获省部级技术进步奖。

2001年，三金集团完成销售收入6.8亿元，利税1.8亿元，跻身中国中成药企业前十名、广西医药行业第一名。是年底，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建立“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三金技术中心也被国家经贸委等四部委认定为国家级技术中心，这在广西中药制药企业尚属首次，在国内同行业中也属凤毛麟角。（有删减）与此同时，还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药科大学、辽宁医药工业研究院、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药研究所等２０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了研发项目合作，聘请了（有删减）一批国内知名的中药、生物、制剂、植化等各方面的专家作研究顾问。“产学研”结合，为三金集团扩张打下了坚实的技术、人才基础。

邹节明既身为企业老总，又长期主持企业的科研工作，开发了39个特色中药，在研中药新药9种，目前三金集团90%的利税都是他研制的产品获得，而且，他还发表了70多篇药学学术论文，出版了3本专著，已获中药发明专利12项，亲自培养了3位博士和两位在读博士，如此繁重的工作量，使他每天要工作到凌晨2点半才入睡，第二天早8时又要准时上班，而且从来没进过医院；长年的身体严重透支，导致2002年他突患心梗，幸及时做了支架手术，自治区领导、桂林市市委书记、市长立即赶往医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邹节明告诉记者，自从这次死里逃生，他将作息时间调整到了凌晨1点前睡觉，第二天早上6时起床锻炼1小时，其他的锻炼就没有时间了。

2003年底，湖南三金公司正式成立，邹节明终有机会回报乡梓。常德市社会各界给予湖南三金以全力支持，2004年3月，桂林三金集团湖南三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在常德德山开发区高新技术工业园举行了隆重的投产仪式。邹节明表示，第二期投资要在第一期5300万元的基础上再翻一倍，用1个亿做强做大“德山药城”。

2003年的“非典”防治，因中医药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独特作用，人们由此开始重新思考中医，关注中医的现代化进程，《光明日报》记者刘昆特采访了邹节明，他报道说：邹节明认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古老而生命力极强的传统医学，与西医药不一样的地方是强调“审证求因、辨证施治”。中医药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重提中医药现代化，是一次重要的再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医药的现代化绝不是简单的“中医西化”。中医药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思想是中医药文化几千年来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今天一旦离开这个基础，用西医药的模式和理论去改造中医药，这样中医药就没了特色和生命力，失去了与西医药对话的条件，也失去了与国际沟通和接轨的能力，中医药走向世界更无从谈起。

三金药业综合部付丽萍说：“有一次我陪邹总到武汉大学参加活动，那次活动我们企业赞助了，让学校接待一下无可非议，但邹总不让，他住的是一个普通的三人间，我们同学来看到都很惊讶。还有一次到省里开会，邹总看见一位年纪大的人提行李吃力，马上过去帮忙。”

三金营销公司副总祝长青与邹节明相处近30年了，他说：“邹节明如果没有很强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企业恐怕走不到这一步。他对专业的敏感、行业的把握、经营的稳健与三金的成功有很大的关系。企业做得好与不好，与领头人的素质、能力、人品相关，领头人决定了这个企业发展的层次。”

2005年邹节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06年初在广西科学技术大会上，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三金牌西瓜霜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获得2005年度广西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亲自向项目技术负责人、发明人给邹节明颁发了奖励证书和50万元奖金。

三金牌西瓜霜至此已累计完成６0多亿元的销售额，更证明了其商业运作的巨大成功。邹节明在会后表示：“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得在企业创新平台建设上下功夫，这就是古人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三金集团多年来一直十分重视企业技术研发机构的建设，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已占到公司销售收入的5%～6%。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以科技为手段，以广西丰富的中草药资源与壮族、瑶民族医药经验为依托，开发市场需要具有三金特色的现代中药。在技术开发方面，采取四维梯队开发战略，即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主线，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坚持生产一批，储备一批，研制一批，构思一批；老产品开发形成“产一代、拿一代、研一代、想一代”格局；生产开发形成传统技术、一般技术、先进的高新技术相结合的多层次结构；市场开发呈现“播一批种，选一批苗，育一批材”的态势。”

纵观邹节明所走过的成功之路，正所谓“君子求本，小人逐末”，他经营企业，不跟风，不取巧，注重基础工作，扎扎实实，像西瓜霜虽取得成功，仍进行了6次大的改进。他说：“依法获得最大利润，才是办企业。在市场上，产品是一种文化，是企业综合素质的体现。”

邹节明对记者说：“我曾经有很多机会去政府任高官、到大学去教书，但我都没有去；我认为三金这个环境使我如鱼得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够体现人生的价值，能够很好地为国家服务，通过我的努力，可以使职工在精神、物质上过得好一些，如此一生足矣。”

邹节明为国家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兼任《中草药》、《中国中药杂志》等报刊杂志的编委，广西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广西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广西科协常务理事等职；中国企联常务理事、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企协副会长等。武汉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0年被评为全国中药行业首批（11名）优秀企业家，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中医药专家，1993年荣获"广西优秀专家"称号，1997年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 1998年获“第八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2001年获得中国药学会授予的中国药学发展奖；2002年获得金年会手机版颁发的首届中国创业企业家称号；2003年获得中国科协颁发的中国科协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2005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5、假如全国两千多家中药厂都是你仿我，我仿你，就会在低水平上停滞不前，对于中药文化的发展毫无益处。有远见的企业应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联合起来，通过几年努力，合力创出一两项中药产品成为突破口，作为药品依法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医药市场，这个产品可以不是三金的，但三金照样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8、随着人类生活条件、生存环境与现代医学模式的变化,以及化学合成药物产生的药源性疾病,“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已成为全球的强烈呼声。因此,具有数千年临床基础和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药学对人类健康事业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临大好的发展机遇。

18、我国现有5000多家医药工业企业，其中中药企业2000多家，最大的销售额也就是20亿元人民币，这与一些大型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不能再坐井观天，老是自己横向比，否则，在国际竞争中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中药现代化包括理论、工艺、质量标准的现代化。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没有找到突破口，拿不出一个作为治疗药品的品种进入欧美市场，在国际上只有中成药作为突破口依法进入国际医药市场才能产生规模效益，这就要逐步实现由中药材出口向中成药出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