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美]瑞·达利欧
译｜崔苹苹 刘波
聚焦周期律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这是自然的周期规律；经济的发展、行业的盛衰也有周期规律。作为企业家，要把握经济（行业）周期的波动规律，并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那么，我们现在处于经济（行业）周期的哪个阶段？如何应对周期波动？让我们听听金融家、经济学者和企业家的声音。
——编者
未来的时代将与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时代有着相似之处。我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事实历来如此。
在过去约 50 年的时间里，为了做好工作，我需要了解决定一个国家及其市场成败的关键要素。我认识到，要想预测和应对前所未有的情况，必须尽可能多地研究类似的历史案例，搞清这些案例背后的驱动机制。这些工作帮助我总结出妥善应对这些情况的原则。
几年前，我注意到一些重大势态发展，在我之前的人生中，这些事件从未发生过，但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在巨额债务和零（或接近于零）利率的综合影响下，世界三大储备货币国家大规模印钞；在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内部，由于财富、政治和价值观差距达到约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程度，政治和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
我意识到，除非研究类似的历史时期，否则我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势态，也无法应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于是，我开始研究各国及其储备货币和市场的兴衰。换言之，要想理解当前的势态发展，应对未来几年可能发生的情况，我需要研究类似历史案例背后的机制，例如研究 1930—1945 年期间荷兰、英国、中国的兴衰等。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这是另一类我之前的人生中从未发生但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大事件。因此，历史上的大流行病成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研究告诉我，自然界中的异常现象（如疾病、饥荒和洪水）是值得考虑的可能因素。无论如何衡量，与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战争相比，这些罕见的异常天灾的影响力甚至更大。
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就像生物存在生命周期一样，历史通常也是通过相对明确的生命周期，随着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过渡而逐步演进的。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和未来可以被看作所有个体生命周期逐步演进的综合。我发现这些个体的生命周期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自古至今、包罗万象的整体历史演进过程；同样的事件受大致相同的原因驱动而反复发生，同时也在不断演进。通过考察许多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我可以看到这种演化的典型模式和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断未来。这些事件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它们是各国及其很多方面的兴衰周期的组成部分。
上述每个方面或实力都在周期中发展变化，而且相互关联。我研究的所有帝国和王朝都是在典型的大周期中崛起和衰落的，这一大周期存在清晰的标记，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
这个大周期在以下两个时期之间产生更迭：一是和平与繁荣时期，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二是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财富和权力斗争此起彼伏，大量财富、生命和其他珍品被毁灭。我发现和平与繁荣时期与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的比率通常约为 5∶1。
一个大周期中还有其他的周期。例如，有持续约 100 年的长期债务周期，也有持续约 8 年的短期债务周期。短期债务周期中，有较长的经济扩张期；经济扩张期之间是短期经济衰退；这些周期中还有更短的周期；等等。
通过解释所有这些周期，我想表达的要点是，一旦这些周期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历史的构成板块就会移动，所有人的生活都会发生巨变。这些变化可能是极其有利的，也可能是极其不利的。虽然它们在未来必将发生，但大多数人不会预见它们的到来。换言之，在一个周期中，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但古往今来，大多数人认为，未来只是近期历史稍做修改的版本。这是因为就像许多事物一样，在人的一生中，重大的繁荣时期和重大的萧条时期只会出现一次，除非我们研究几代人的历史模式，否则很难预料到这些时期的到来。因为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的更迭往往相隔很久，我们所面临的未来很可能与大多数人所预期的情况迥然不同。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历史，就会提出一些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会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提供宝贵的线索。因此，我自然会问：我和我所关心的人如何才能知晓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的到来，如何才能很好地应对。
我是如何通过研究历史来推测未来的
我的方法并不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而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方法。要想做好投资，我需要比竞争对手更好地预测各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因此，近50年来，我一直密切观察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及其市场和政治局势（因为政治局势会影响经济和市场），试图充分了解当前形势，并以此为基础推断未来。从多年与市场角力和总结相应原则的经历中，我认识到： 一个人预测和应对未来的能力，取决于他对事物变化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一个人理解这些因果关系的能力，来自他对以往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研究。
我是在吸取了痛苦教训之后才找到这一方法的。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是错过了一些重大市场变动。第一件让我始料不及的大事发生在 1971 年，当时我22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当暑期工。1971年8月15日星期日晚上，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不再遵守允许纸币兑换成黄金的承诺。我想这不是好事。因此，星期一早上我走进交易大厅的时候，心想股市肯定会暴跌。结果股市非但没有随美元暴跌而下跌，反而上涨了大约4%。我大为震撼，因为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货币贬值。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潜心研究历史，发现历史上许多次货币贬值都对股市产生了类似的影响。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找到了原因，也得到了宝贵的借鉴，让我日后受益匪浅。
换句话说，假如过去发生了某起重大事件，我不能确定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我必须弄清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然后做好应对准备。我通过研究发现，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同类事件（例如经济萧条）。我对这些案例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
我从这些研究中看到，财富和权力的变化通常以典型的次序发生，这个典型次序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了一个原始模型，它帮助我看清驱动同类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我研究偏离这一原始模型的情况，并设法对这些情况做出解释。然后我将脑海中的模型输入算法中，这样做既帮助我将现实情况与原始模型进行对比，也帮助我以此为基础做出决策。接下来，我观察实际情况与原始模型及预期之间的差异。如果实际情况符合模型，我们就继续下注于通常将会出现的情况。如果实际情况开始偏离模型，我们就寻找原因，并做出调整。这个过程帮助我理解驱动这些发展的重要因果次序，也令我更加谦逊。
这种方法影响了我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改变了我的视野：从被各种事件（像袭来的暴风雪一样）围困，到超越各种事件，放眼于事物的长期发展规律。以这种方法理解的相关事物越多，我就越能看到相关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在更长时间内的相互作用。
人们之所以往往错过一生中的重要成长时刻，是因为每个人仅经历漫长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面包屑，却无暇拓宽视野，发现事物发展的宏观规律和周期及其背后的重要关联、我们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通过从宏观角度考察历史，我认识到自古至今，只有几种性格类别的人类，沿着有限的几条道路前行，遇到有限的几类情况，发生有限的几起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件反复出现。唯一不同的是当时人类的服饰及其使用的语言及技术。
关于本项研究及其来龙去脉
一项研究引出了另一项研究，最终促成我进行本项研究。具体的过程如下。
第一，在研究历史上的货币和债务周期时，我注意到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 50~100 年），这使我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当前形势。例如，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多国利率降为零，央行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我知道90年前就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因为我研究过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这些研究使我看到，央行提供大量货币和信贷如何以及为何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也扩大了贫富差距，让国家步入民粹主义和冲突的时代。2008年后，我们看到这些驱动因素及其机制的重演。
第二，2014年，我想预测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投资决策。于是，我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案例分析，寻找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构建了各项永恒普适的指标，用来预测各国10年期的经济增长率。这个过程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各国经济差异背后的原因。接下来，我把这些指标综合成度量标准和方程式，估算20个最大经济体10年期的经济增长。我认为，这项研究对我们很有益，也会帮助决策者。因为通过考察这些永恒普适的因果关系，决策者可以看到，如果他们改变 X，就会带来 Y 效应。
第三，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明显抬头。于是，我开始进行一项名为“民粹主义现象”的研究。这项研究使我看到，由于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巨大，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与目前的冲突十分相似。这项研究还使我看到，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如何以及为何倾向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保护主义和对抗。我意识到左、右倾经济和政治势力之争可能愈演愈烈，这些冲突会对经济、市场、财富和权力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四，通过这些研究以及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物的观察，我发现美国人的经济状况存在巨大差距，而这种差距会被平均数据掩盖。我分别考察了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进而开展了两项研究，其中一项研究是“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两个经济群体——上层 40% 和下层60%”。通过这项研究，我看到富人和贫困者的经济状况存在巨大差异，也看到了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加剧背后的原因。
第五，通过我多年的国际交往和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我看到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巨变，尤其是在中国。在过去37年里，我不断走访中国，有幸结识了中国的高层经济决策者，深度了解到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人的想法。这让我能近距离地看到中国实现飞跃的原因。
开展这项研究的动机是，当前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是我之前从未亲历过但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我需要了解这些事件和相关问题背后的三大因素。
一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在我们的一生中，没有哪个时刻像现在这样，如此多债务的利率都处于极低甚至负水平。货币和债务资产的价值受到供需状况的质疑。2021年，有超过16万亿美元的债务利率为负，并且很快需要增发巨额债券来填补赤字。与此同时，庞大的养老金和医疗债务即将到期。这些情况向我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我不禁要问，如果投资者逃离以世界储备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计价的债务央行会怎么做？如果用来偿还债务的货币贬值且支付的利率如此低，那么投资者逃离将是意料之中的事。
储备货币是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和储蓄货币。印发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现在是美国）享有强势地位，以世界储备货币计价的债务（即美元计价债务）是全球资本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基石。所有曾经的储备货币都已不再是储备货币，而曾经享有这种特权的国家，往往最终会遭受重创。因此，我也开始思考美元作为世界头号储备货币是否、何时及为何将会失去世界领先储备货币的地位，它会被何种货币取代，而这又将如何改变我们所知的世界。
二是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在我之前的人生中，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从未像现在这么巨大。研究20世纪30年代和两极分化严重的其他时代后，我发现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上台，经济和市场都会受到巨大影响。这些历史研究告诉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巨大且经济衰退时，人们会为如何分配财富发生严重冲突。当下一次经济衰退到来时，民众和决策者将如何对待彼此？这令我十分担忧，因为央行充分降息以刺激经济的能力有限。除了这些传统工具失效之外，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因为购买金融资产会推高资产价格，这有利于持有更多金融资产的富人，而无利于贫困者。
三是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中国在很多方面以更快的速度变得更加强大。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中国将在许多重要方面超过美国，而这些方面会决定一个大国的主导地位。我不禁想知道，这将对我们所有人产生何种影响？
为了了解这些因素及其综合影响，我分析了过去500年所有主要帝国及其货币的兴衰，着重关注三大帝国：当今最重要的美帝国和美元、之前最重要的大英帝国和英镑，以及再之前的荷兰帝国和荷兰盾。另外，我也关注了6个重要但财政地位相对次要的大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在这6个国家中，我最关注的是中国，并回顾了中国近600年以来的历史。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其他因素（最重要的是技术和天灾）如何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研究这些帝国的兴衰过程，我可以看出一般过程的典型模式，从而考察这些模式背后的不同机制和原因。
如果过于关注当前事件，或者只看平均数据而不是个别案例，我们就会忽视这些周期。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当前事件，没有人谈论这些大周期，而大周期是当前事件的最大驱动力。我们从整体或平均数字中看不到个别案例的变化情况，而后者的变化幅度要大得多。例如，如果只看股市的平均水平（如标普 500 指数），而不看个别公司，我们就会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构成平均指数的几乎所有公司都有初创、壮大和衰亡的阶段。如果你投资一家公司，除非分散投资并且调整押注，否则就会在经历大涨之后，经历大跌，直到消亡。但如果你能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分辨出上涨和下跌时期，就可以妥善地改变市场头寸。我所说的“改变”并不只是指改变市场头寸，它意味着 “改变”几乎一切。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要想把握全局，就不能拘泥于细节。虽然我将尽量准确地描述整个大局，但无法做到完全精确。此外，要想洞察并理解整体格局，我们就不能从追求精细入手。这是因为我们分析的是在较长时间跨度里发生的巨型宏观周期和演变。当然，在涉及重要细节时，我会从粗略的全局性分析转为详尽的细节性分析。
从全局角度考察历史，会大大改变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比如，为了阐述整体格局，我忽略了一些看似重要但对整个研究不太重要的细节。我的意思是，试图做到精确完美，会影响对重要大局的阐述。
我所未知的远超过已知的
我与世界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交谈，与当今或过去创造历史的决策者交谈，了解他们对某个方面的深刻见解，但没有人能提供解答所有这些问题所需的全面理解。然而，通过与他们交谈，把我的认知和研究联系起来，我逐步理出了头绪。
桥水的同事和工具也对这项研究做出了宝贵贡献。因为世界很复杂，所以我们需要理解过去，把握当下，并利用这些信息预测未来。这是一份竞争激烈的工作，需要数百名员工的合作和高能计算机的能力。通过这一强大的计算能力，我可以看到并设法理解世界的运作原理，以此为基础进行这项研究。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保证事事正确。虽然我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比起自信地推断未来所需的认知来，我的认知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如果等到学至自己很满意的程度才肯采取行动或进行分享，我就永远无法运用和传述所学到的东西。因此，虽然我从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解析我所学到的东西，并以此为基础展望未来（鉴于自身的认知有限，我对这些展望没有太大信心），但我的结论应被视为理论而非事实。请注意，尽管有了这些心得，但我仍然犯下许多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分散化投资看得高于一切），只是在此尽我所能地传述我的想法。
（本文源自《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引言，标题有改动，内容有删节，未经作者审阅）
《企业家》杂志2022年第2期总第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