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忏悔——想写一本书警示后人 | ||||
| 广东茂名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受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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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广东省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朱育英涉嫌受贿、行贿案在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开庭，同时受审的还有其弟弟朱育明。
检察机关查明，朱育英在担任信宜市委书记兼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在信宜市属干部提拔、交流、换届任用以及工程发包、支付工程款等事项中，涉嫌受贿人民币1300多万元、港币390万元、美元20多万元。另外，为谋求职位升迁，他还曾向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本报2011年2月12日一版曾作报道)行贿。
据悉，法院当庭未作宣判。
镇长三次送钱，助力仕途“三级跳”
2005年，信宜市一镇镇长梁某(另案处理)被提拔为镇党委书记，为感谢朱育英在职务提拔上的关照，梁某在当年5月来到朱育英的办公室，送给其20万元人民币。2006年12月，经朱育英同意，梁某调任信宜市区东镇街道办党委书记，他在到任几天后来到朱育英家楼下，在朱育英的车里送上30万元人民币，朱育英笑纳。2008年，梁某为谋求升迁，于当年11月、12月，先后送给朱育英15万美元。在朱育英的推动下，梁某在2009年9月被任命为信宜市副市长。
经调查查明，朱育英先后收受当地57名干部共计人民币1238万多元、港币360万元、美元20万元。朱育英经常说一句话叫“先上车、再买票”。意思就是先不收钱，等事情办好以后再收钱。这些当地干部送钱给朱育英，有的是想由镇长做书记，有的是想由小镇的书记转任大镇的书记，有的是想从镇里调到市里的单位，但他们的手段是一样的，就是用钱做“助推剂”。
收受承包商贿赂，挖掘机折抵好处费
检察机关经调查查明，除了在干部提拔、人事调动、换届任用过程中收受贿赂外，朱育英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信宜市有关工程发包承揽、工程建设、支付工程款等事项中，收受三名工。
程承包商贿赂共计人民币150万元、港币30万元，甚至连挖掘机都收。
2003年初，信宜市公安局准备建设戒毒所，朱育英的弟弟朱育明找到信宜市一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林某，称可以通过朱育英把该工程争取给林某承建，条件是按总工程款返回8%给他和朱育英，林某表示同意。朱育明将此情况告诉朱育英，朱育英即向有关领导打招呼，“建议”将信宜市戒毒所工程交由林某承建。2003年11月，林某通过挂靠一建筑工程公司和有关部门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随后，他根据约定，于2004年和2005年春节期间以及2005年上半年，先后将总计50万元人民币送到朱育明家中，由于这些还不够支付约定的8%的好处费，2006年，经与林某商议，朱育明又将林某一台价值50万元人民币的挖掘机拉走折抵。
为谋高职，行贿市委书记20多万元
2008年，朱育英即将到达退休年龄，为谋求副厅级职位，他在当年六七月份的一天，约请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到当地比较上档次的酒店吃饭，其间送给罗荫国20万元港币。在罗荫国的关照下，朱育英于2008年底升任茂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厅级)。此外，为了和罗荫国联络感情，朱育英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先后分四次送给罗荫国现金共计人民币8万元。
投案不交代，检察官从外围突破
2011年2月，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广东省检察院调查，朱育英感到“比较紧张”。当年3月19日，广东省纪委在茂名召开全体干部大会，责令“有问题”的官员在4月10日之前向办案组主动交代问题，以争取宽大处理。朱育英离4月10日期限届满前几天来到办案组，“交代”称曾经收受过一点儿红包，总额大约有几万块钱，已经上交给了信宜市纪委。
事实上，在之前一段时间及罗荫国“落马”后，已经有很多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向纪委和检察机关反映朱育英的问题。办案组经过分析，认为朱育英存在受贿的可能性很大，肯定远不止其交代的几万块钱的问题，但办案组当时并没有掌握其受贿的直接证据，于是决定一方面由纪委出面和朱育英谈话，敦促其主动交代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外围收集朱育英受贿的相关证据，寻找案件突破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外围摸查，办案人员掌握了朱育英部分直接、扎实的证据，当办案组向朱育英摆出这些证据时，朱育英明白已经无法蒙混过关了，心理防线迅速崩溃，陆续交代了其受贿的犯罪事实。
对话朱育英
本案开庭前，记者在广东省看守所采访了朱育英。面前的朱育英略显苍老，面对记者，他谈起了自己从一名廉洁自律的好干部到阶下囚的心路历程，其间几度哽咽。
曾经廉洁自律，没休过一天假
朱育英介绍，他1970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最初在茂名市电白县当老师，后来在茂名山区建设时参加了文艺宣传队，因为文字功底较好，被选入广州铁路局任宣传、组织干事;1983年被调回老家电白县羊角镇担任镇长、书记、电白县副县长，2003年到信宜担任市委书记。“我没有任何后台，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也从来没有托过哪个领导。那时自己工作上认真严谨，生活中能做到廉洁自律，我经常动员别人去体检，自己从来没有去体检过，也没休过一天假，一直努力工作。”
打开缺口后，就收不住了
谈到自己的堕落过程，朱育英讲，开始时别人送钱都不敢收，怕出事，但后来一打开缺口，就收不住了。朱育英说，自己到信宜做书记时已经50多岁了，觉得干了一辈子革命，但跟别人一比，自己家里什么都没有，思想上就有点儿放松警惕。当时过年过节都有人送红包，但我一开始都不敢收，全都拒绝了，一直到2006年才开始收一点儿红包，一般是几千块钱，多的也有几万块的。刚开始收钱的时候心里很恐慌，但打开这个缺口以后，就收不住了，因为这些送红包的人私底下都会有交流，你收了张三的不收李四的，他就会对你有意见。后来发展到提拔干部以后他们一般都会来送钱感谢我，还有的人没什么事情托我办，只是扔下钱就走。当时也想过退还，但在那种环境下很难退。这就好像病已经上身了，直到后来最多一次收了100万元。这些钱我都以朋友的名义存在银行，一分钱都不敢用，心理上有点害怕，但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只要不被发现应该就不会有事。
想写一本书警示后人
朱育英说，案发后，刚开始自己想不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比较倒霉才会出事，但经过检察官的开导，自己慢慢想通了，“人错了就是错了，不想再为自己推脱，法律怎么制裁就怎么制裁”。朱育英说，自己很后悔，想当初前呼后拥，多么风光，现在和过去比简直就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人失去自由是最大的痛苦，如果没有收这些钱，自己已经将要退休安度晚年了。他说，我当过宣传干事，文笔还是可以的，我以后要出一本书，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警戒后来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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