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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不理解。1966年8月，他正在北京出差，奉令先回到长沙，在省委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问题，更没有提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他着重传达十六条中所提出政策问题。

　　张平化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于8月30日回到长沙。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第二天就到湖南大学出席群众大会。他以为深入群众就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真诚地做自我批评就能得到谅解。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是要借机打倒各级领导！他刚讲话，就挨斗，挂黑牌子、低头、弯腰。

　　华国锋气愤地说：“这哪里是革命？！是人身污蔑！”他心里难过得很，几天睡不好觉。他说：“这些造反派，谁在第一线工作，他就攻击谁。张平化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主要攻击王延春。张平化回来了，他们就攻击张平化。而中央文革这些人还认为乱得不够。”

　　11月中旬，华国锋累出了心脏病，和王延春一起住到部队的医院。当时中央规定军队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军队的医院还算平静。在医院住了20来天，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说不准地方的领导干部躲到军队里去，要他们去见群众。其实谁都明白，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意牵连别人，就从医院里出来，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几天，那里也不安静，不久，华国锋又回到长沙，造反派找不到华国锋，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去游街。

　　1966年底，中央号召反对经济主义，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带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负责财贸，造反派要钱、要物，我没有批，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判、挨斗，做检查。

　　1967年1月，中央决定湖南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所谓“亮相”，是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参加省革委会。

　　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他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华国锋眼看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停了产，严重地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

　　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呼吁“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嗄斯69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造反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３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临上飞机之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一位姓黄的“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声明，意思是支持“工联”，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1971年２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不久。

　　袁隆平，湖南安江农校教师，1964年设计出一套“三系法“杂交水稻的方案，并已找到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1966年2月发表论文。科委九局向副总理、国务院科技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后，得到聂帅支持。但是“文革”起来后，袁隆平受到批判，60多盆苗全部被砸烂。工作组从档案中发现国家科委支持袁隆平试验的公函，对袁隆平实行保护，才免除灭顶之灾。

　　1970年6月，华国锋在常德市主持召开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科技大会，点名袁隆平参加会议，坐在主席台，并请他在大会上发言。

　　当年秋，袁隆平到海南岛育种，1972年3月获得第一代杂交种子。1974年，湖南省试种20多亩，平均每亩产量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杂交水稻的增产优势。华国锋此时已调国务院工作。

　　1975年12月17日，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亲自进京，住在国家农林部招待所，准备直接向部领导汇报。但因正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部领导无暇顾及。陈洪新原是湖南郴州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相熟。12月20日，陈洪新给华国锋写了满满四页纸的信，请他能当面听汇报。陈把信直接投到国务院办公厅，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收”。

星期一上班一看到信，华国锋即刻安排陈永贵、农林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上午9点听汇报。在中南海小会议室，华国锋认真听取汇报2个小时，不时提出问题并做记录，他当场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谈起这段往事，袁隆平院士认为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1971年8月25日，华国锋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此之前，华国锋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大吃一惊。

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江青，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江青。

毛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

　　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通。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